李宗仁归来之航空小姐看见薔灯在飞机的舷窗上闪耀

  公元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五日下午两点,美国海军的五架TMB3型轰炸机,从佛罗里达的空军基地起飞,向东偏北的方向飞行。

  当时,气温适度,天气晴朗,是一个飞行的绝好天气。可这五架飞机起飞一个多小时之后,编队的指挥员查尔斯·泰勒中尉,突然向基地发出了紧急呼救的信号,说他们既看不清陆地、也看不清海洋,处在一片混沌之中。

  过了不久,这几架飞机便神秘的失踪了。紧接着,一架双引擎的警备飞艇,“马金·马丽娜”号,从巴哈马岛的海军航空站出发,去寻找那五架TMB3型轰炸机。

  为了寻找这六架神秘失踪的飞机,海军司令部出动了“所罗门”号航空母舰,四艘驱逐舰,七艘潜水艇、十八艘警备艇和包括英国皇家空军在内的三百零七架飞机。

  从一九四五年之后的二十五年间,这个地区又连续发生过一百多起飞机和船舶神秘失踪的事件。这引起了全世界有关方面的密切注意。

  直到今日,对这些神秘失踪事件的原因,还是众说纷纭。有人说,可能是遇到了巨大的龙卷风;还有人说是磁场漩涡在作怪;也有人说,可能是被天外来客捕捉去了。

  虽然,太空中有人造卫星监视,水面上曾派出探险队考查。至今,还没有一个可以自圆其说的结论。

  这些神秘失踪事件所发生的地点,都在北临百慕大群岛,西濒佛罗里达半岛南端,南面是古巴、多米尼加和波多黎各岛北缘一线的一个三角形的区域内。国际上称之为“百慕大三角区”。

  这些在人类的心目中还是神秘而富有魅力的事件,本来与李宗仁先生回归社会主义祖国的这件事,风马牛不相及。

  但是,在查尔斯·泰勒中尉那次一去不返的不幸飞行发生过三十多年之后,富于想象的记者和政治家们,突然把这两件事情联系起来。

  他们称呼巴基斯坦为“中国的百慕大三角区”,因为在那里,同样发生过不只一次的神秘的失踪事件。

  一九七一年七月八日。正在巴基斯坦首都访问的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突然腹痛。叶海亚·汗总统立刻邀请他到自己位于那蒂加里山上的别墅去休息。基辛格欣然接受了这一邀请。

  于是一个浩浩荡荡的车队招摇过市,开往了那蒂加里。事后,人们才知道,基辛格在巴基斯坦神秘的失踪了。他到中国去,为尼克松总统访问北京同周恩来总理进行了后来震惊了全世界的会谈。

  一九七九年。越南的三老之一,胡志明主席的战友黄文欢,在去法国巴黎的途中,又是在巴基斯坦神秘地失踪了。后来,他笑容可掬地出现在北京的记者招待会上。

  但是,在“中国的百慕大三角区”,最先引起世界各国注意的,还是李宗仁先生在那里“失踪”。

  一九六五年七月十三日凌晨两点。李宗仁先生、郭德洁女士和程思远先生所乘坐的道格拉斯式客机在卡拉奇国际机场降落了。班机在这里稍事停留,还要经过南亚次大陆和东南亚许多国家,继续飞往香港。

  飞机刚刚停稳,李宗仁先生、郭德洁女士和程思远先生便整理好自己随身 携带的行李,准备离开机舱了。

  这个行动,使航空小姐感到很意外。她不明白,为什么这三位在日内瓦、贝鲁特不肯走下飞机,而机票上说明是飞往香港的旅客,在这里却突然要下飞机了。

  她向李宗仁夫妇和程思远先生走过来,刚要开口询问什么,机舱外就传来了警车声。在舷窗上,警车顶的红灯光闪耀着。

  中国的读者们,可能还是在香港影片《生死搏斗》中,第一次见识这种警车。除了警笛之外,在警车的顶上还有一盏一直在变化灯光的警灯。

  航空小姐立刻意识到,一件不寻常的事情即将发生了。因为按照惯例,无论是哪个国家的国际机场,除了给飞机加油的油罐车之外,其他车辆是不准进入机场的。但是,只有国家保安部门的警车是例外。只有它们能接近班机。

  警车的到来,并不是吉祥的征兆。这就是说:班机上也许会出现了想要劫持飞机的暴徒;或者牵涉到停航国家的重大走私案件,再一种可能就是有人想乘坐班机非法离开这一个国家······

  美丽的航空小姐,用充满了怀疑和询问的目光,又打量了一番这三位神秘的中国乘客。然后,怀着强烈的好奇心,跑过去打开了舱门。

  她想看一看,在刚刚降落的机场上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推开舱门,航空小姐吃了一惊。她用一双纤巧的手捂住了嘴,发出了轻轻的一声惊叫:“啊!”

  在卡拉奇机场辉煌的灯光和一片深蓝色天空的背景上,她看到两个高大的身影挡在舱门口。

  稍顷,当她的眼睛稍稍适应了机舱外那一片相对来说是黑暗的环境之后,她才看清楚,在刚刚架好的舷梯平台上,站着两名全副武装的巴基斯坦军警。

  军警很有礼貌地举起了戴着雪白手套的右手,给航空小姐敬了个礼。然后,用英语对她说:“对不起,小姐!我们奉命例行公事。”

  程思远先生一愣。他感到意外。因为在苏黎世起飞之前,那位身穿咖啡色西服的年轻人曾经告诉他们,班机到达卡拉奇之后,前来迎接他们的将是中国驻巴基斯坦的大使。

  虽然。他们与中国大使从来就没见过面。但是,中国的外交官员是一眼就可以辨认出来的。虽然他们的着装可能是式样新颖,缝纫考究的西服,同样系着领带。但发式却很随便。但是,此刻出现在他们面前的却是满身披挂的巴基斯坦军警。

  程思远先生回过头来,同李宗仁先生交换了一下目光。李宗仁先生虽然也感到疑惑,但是,他们毕竟是经过大半生戎马生涯的人。虽然产生的情况相对来说比较突然,但还都比较冷静。

  三个人迟疑了一下,跟着军警步出了机舱。莫名其妙的航空小姐,怯生生地向李宗仁先生等三个人点了点头,用刚刚能够听见的声音说:“再见!祝你们运气好!”

  七月的卡拉奇,正处在亚热带的酷热之中。但是,因为此时已经是午夜两点,再加上从阿拉伯海上吹来的习习凉风,步出机舱之后,甚至使人感到有点微微的寒意。李宗仁夫妇和程思远先生,还没有来得及领略一下卡拉奇迷人的夜景,呼吸一下这沁人肺腑的新鲜空气,便被请进了警车。

  这时,坐在司机旁边的一位中国人笑着回过头来,他一边和李宗仁夫妇和程思远先生握手,一边亲切地说:“李宗仁先生,郭德洁女士,程思远先生,你们辛苦了!我是中国驻巴基斯坦的大使,奉周总理的指示前来迎接你们。”

  大使接着说:“请原谅。因为蒋介石已经在机场大厦的楼梯下,布置了要暗杀你们的特务,我们才不得不请巴基斯坦政府帮助。为了确认和保证你们的安全,才动用了保安部的警车来接你们,这是周恩来总理再三指示的。”

  李宗仁夫妇和程思远先生,情不自禁地把脸贴近汽车的玻璃窗,又看了一眼那座越来越远的灯火辉煌的大厦,一股暖流涌过了他们的心头,不知道是由于激动,还是由于感激,泪水涌上了他们的眼眶。

  李宗仁先生一把抓住大使的手,用急促的声音说:“谢谢周恩来总理,谢谢您!”

  “都是自己人!”这是一位中国的官员,如此称呼一位政府的代总统。李宗仁感到一团辣的东西向嗓子眼儿涌来。自己人!说了是算数的!

  李宗仁油然地忆起几年之前,程思远先生向他传达过的周恩来总理的话:“爱国不分先后。爱国一家。”即使象自己这样一个军阀出身,曾任“第四集团军司令”“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北平行辕主任”等职,与中国刀兵相见,对人民深负罪责的人,也不例外。

  如何不令人为之感动!他记起一九四九年四月,当做为国共和谈代表的黄绍竑从北平回到南京,在傅厚岗官邸的一次会议上,曾经对他说起:“为人学识丰富,襟度恢宏,待人以诚。给人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是中国历史上一个了不起的领导人物······”

  周恩来总理做为国共和谈的首席代表,他高瞻远瞩,立地生辉。建国之后,风云国际论坛,交涉环球四方。

  抛开国共两党各自的信仰不说,仅以有这样杰出的领袖人物来看,的胜利,也是天经地义,顺乎情理!当李宗仁先生在飞驰的警车之中,心潮起伏,浮想联翩的时候,候机大厦的楼梯下面,蒋介石花重金收买的刺客,正焦急地寻找着自己行凶的对象。

  巴基斯坦的警方,曾经派人监视了候机大厦。发现两个可疑的人,并不是中国人。至少在这一点上,蒋介石是不愚蠢的。一方面他雇用外国人,可以更容易地掩盖行迹;更重要的是:如果李宗仁先生真的出现在无声手枪的射程之内,枪膛里的子弹会为了叮当作响的金元,毫无顾忌地飞出枪膛。两名凶手目不转睛地盯着出口。

  盯着从道格拉斯式客机上下来,走入休息厅和酒吧间的每一个人。他们差一点儿把两位日本的实业家当做了李宗仁和程思远先生。他们焦急地在大厅和酒吧间里转来转去。拚命地搜寻着自己发财的机缘。但是,他们终于失望了。

  直到道格拉斯式客机又载着那些酒足饭饱的旅客和新搭乘的旅客重新飞上蓝天的时候,的才知道上了当。

  但是,一向刚愎自用的蒋介石并没有甘心。如果说在此之前,李宗仁先生回归社会主义祖国,对蒋介石来说还是一场虚无飘渺之中的恶梦的话,那么,他们一行到达卡拉奇之后,就慢慢的变成了恶梦醒来之后,比恶梦更令人毛骨悚然的现实了。这是一次历史的判决。

  李宗仁先生做为政府的一位副总统,在经历了几乎整整一生的奋斗,思索、痛苦、挣扎之后,在行将老迈的晚年,选择了所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件事情的本身,就充分的说明了:代表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利益的要百倍地好于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无限光明的社会主义制度百倍地胜过黑暗的资本主义!

  当然,蒋介石本人是决不肯轻易地接受这个历史的判决的。他还要使出一切可以施展的伎俩,做最后的猖狂一跳。

  得到李宗仁夫妇和程思远先生要经过巴基斯坦回国的消息之后,大使馆的已经在市中心一家备有空气调解装置的豪华旅馆,订下了房间。他们想让李宗仁先生、郭德洁女士和程思远先生,经过从欧洲到亚洲的漫长旅途之后,能有一个比较舒适的环境进行休息。

  但是,在卡拉奇机场大厦的楼梯下面出现了刺客之后,住在环境很复杂的旅馆之中,显然是不安全的。大使征得了李宗仁先生夫妇和程思远先生的同意,就直接用巴基斯坦的警车把他们接回了中国大使馆。

  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那座美丽的白色建筑,座落在一片绿树掩映的花园之中。虽然,那两台警车到达的时候,夜已经深了,这里还是一片灯火通明。人们象迎接久别重逢的亲人一样,迎接这三位远方归来的旅人。

  勤杂人员整理好了客房,调解好室内的温度,烧热了浴水;炊事员施展出自己的全部本领,给三个人准备了一席中国风味的丰盛晚餐。

  虽然,这里还是异国的城市,与神州大地之间还隔着辽阔的恒河平原和号称世界屋脊的喜马拉雅山脉,但是,这片为无花果树和芊芊的绿草所覆盖的庭院,是亲切而又温暖的。

  这一张张善良而刚毅的同胞的面孔;这抑扬顿挫、温柔和悦耳的祖国的语言;甚至连厨房里飘出来的葱花炸锅的香味儿;桌面上那绘着华表的“中华”牌香烟的烟盒,都令人心往神驰,无限销魂。

  夜餐之后,大家又聚在客厅里,兴奋地谈了一阵那两名上了当的联邦调查局的高级侦探;还有在卡拉奇机场上,用警车来接他们的别开生面的欢迎。

  大家分别睡去的时候,这个亚热带国家的首都,已经沐浴在一片玫瑰色的曙光之中了。

  这是李宗仁先生离开美国新泽西州盎格鲁林镇自己的住宅以来,最酣甜的一场梦境。他梦见了故乡-广西桂林西乡村那些奇异的峰峦,千回百转的溪流。他梦见了灿烂阳光下的祖国大地:古老的北京,汹涌奔流的长江。不过,他梦境里的祖国,还是十七年之前他离开时候的样子。

  醒来的时候,一轮红日已经西沉。走出备有空气调解装置的卧房之后,暑气蒸人。

  吃过晚饭,大使在使馆庭院的草坪上,招待李宗仁夫妇和程思远先生,看大型音乐舞蹈史诗影片《东方红》。不知道这部影片是不是精明的大使细心选择的,那从阴霾漫天,长夜漫漫的旧中国开始的画面,一直强烈地吸引着李宗仁先生、郭德洁女士和程思远先生。影片所表现的中国人民艰苦卓绝的斗争,从反面描述李宗仁先生坎坷的一生。

  从理性上说,舞蹈史诗所表现的人民的胜利,正是他李宗仁先生所参与的那股逆历史的潮流而动的,反人民势力的失败。失败应该是痛苦的。

  但不知道为什么,李宗仁先生却情不自禁地为劳苦人民的胜利而感到欢欣。尽管这欢欣之中,还夹杂着难以言传的隐痛。但毕竟是思想感情上的巨大变化。

  到了晚上,热情的大使又在那片草坪上招待看河北人民抗洪斗争的纪录新片。影片中,坚强的人民面对巨大的自然灾害,毫无惧色,团结战斗的场面,特别是人民,奋不顾身抢救人民生命财产的画面,给他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第三个宁静的早晨又到来了。李宗仁先生感到有点奇怪。吃过早饭他和程思远先生在草坪上散步的时候,便悄声的议论起来。

  李宗仁先生说:“思远!你看这位大使是不是过于不慌不忙了。到现在已经三天多了,还是闭口不谈回国的事。好象这个绿树丛中的庭院,便是我昼思夜想的祖国了!”

  程思远了解李宗仁先生久别故园,归心似箭的心情。也听出了他那简短的话语之中,埋怨和急躁的情绪。于是安慰李宗仁先生说:“大使肯定会尽快安排的。”话虽是这样说,程思远先生自己也感到有些蹊跷。

  中午,使馆的厨师又为李宗仁先生一行,准备了精美的饮食。但是,许多菜只是象征性地动了一动,又原封不动地端了下去。

  下午,十五日在香港出版的《快报》到了。头版头条的大字标题是《李宗仁氏已抵欧洲,将飞回中国》。

  李宗仁先生看到这张报纸,烦躁的情绪有增无减,他挥着手里的报纸,对程思远先生说:“看看,香港的报纸说我已经取道欧洲,飞回了祖国,可我还在这里搁浅。”

  所以,晚饭后当大使又来请李宗仁先生等到草坪上去看电影的时候,李宗仁先生就迫不及待地问:“大使!我们何时飞回国内呢?”

  大使含着欠意的微笑,看了看神情焦急的李宗仁先生,又看了看同样急切的郭德洁女士和程思远先生说:“李先生,郭女士,程先生!很对不起,我们很理解你们急切的心情,但是,现在必须等待时机,这是周恩来总理的指示。他和陈毅副总理刚刚从非洲访问归来,现在正在上海等待你们,总理也很想尽快地见到你们,但是·····.”

  接着,大使讲到了一个使李宗仁大为震怒的情况。大使告诉他们,虽然已经来到了祖国的大门口,但是,危险并没有过去。

  当得到在卡拉奇机场大厦的楼梯下面暗杀李宗仁先生的阴谋失败之后,蒋介石暴跳如雷,他几乎是在半疯狂的状态下,发出了第二道命令:要必须侦察出李宗仁先生、郭德洁女士和程思远先生回国时所乘的专机起飞的时间和航线,或者班机的航次。

  他决心不顾国际法和起码的人道主义准则,准备派出飞机进行拦击。而且,不管这架飞机上,除了李宗仁先生一行三人之外,还乘有多少无辜的旅客,也不管这架飞机注册于哪个国家,属于什么公司所有······

  对于李宗仁先生和程思远先生来说,这一条消息是令人十分伤心,又十分痛心的。这是他们与豺狼为伍的一种报应。

  虽然,做为蒋介石的同僚和部下,他们曾在几十年之中,与蒋介石朝夕与共,但真正地了解他,或者更确切一点说,彻底揭开他的画皮还是在现在。

  郭德洁女士和程思远先生知道他此刻心情很不平静,为了让他能够独自思考一会儿,也没有去打搅他。

  李宗仁先生走进了客房,并没有急于打开电灯的开关。他信步走到窗前,透过斑斑驳驳的树影,眺望卡拉奇直陈天际的夜景。

  大地上那一点点温馨的灯火;天幕上一点点闪烁的星光,天上和人间那相互辉映的光明,仿佛一下子照亮了他灵魂深处某些一直被黑暗所笼罩的角落。长久以来在那里堆积的还没有来得及得出结论的问题,突然被这些远处飞来的火种点燃。

  于是,一片熊熊的大火便从心底里燃起。象古老神话中的凤凰涅盘一样,这突然燃起的神奇的火焰,将对一颗充满了悔恨、伤痕、疑虑、悲哀,同时又充满了希望和憧憬的心,进行一番火的洗礼,以便使它能适应即将到达的一个崭新而又光明的世界!他悔恨自己在黑暗和光明,过去和未来,幻灭与希望之间,徘徊得太久了。

  但是,又有什么办法呢?许多错误是应该由个人来负担的。但又并非某一个人可以负担得了。

  假如我们每一个人,不是从一岁向八十岁去生活,假如时间的顺序可以颠倒,任何一个人都从八十岁向一岁来生活,那么,我们这样一个世界上可能有二分之一的人类可以成长为伟人。

  3遗憾的是时间并不能颠倒,我们每个人必须从一岁向八十岁去生活。有许多对于一些人是极其浅显,甚至是一目了然的道理,另外一些人就必须付出几十年,乃至终生求索的代价,才能不再惶惑。

  中国历史上伟大的教育家和思想家孔子曾经说过:“朝闻道夕死可矣。”李宗仁觉得这句已经逾越千年的古训,对他多少还是个安慰。

  他站立在窗前,长久地注视着远处的星光和灯火。有多少回呀,他站在美国新泽西州盎格鲁林镇自己住宅的窗前,就是这样望着铁桥另一端的纽约的。

  不过,他神往的并不是那个驰名世界的商业都会。因为那一片华灯,可以使他忆起故乡的灯火;因为那窗前闪耀的星光,也会照耀他日夜思念的祖国的河山。

  今夜,卡拉奇的这一片景色,好象使他的遐想更为靠近活生生的现实。为了这个现实,他曾经在孤独和寂寞之中,度过了多少个不眠之夜啊。可是现在,当梦想即将变成现实的时候,蒋介石却要把这一切,连同他的生命一起摧毁!为什么呢?仅仅是因为他不愿意和蒋介石一起,与人民为敌到底,成为民族的千古罪人!

  现在他明白了,蒋介石一伙越是拚命阻挠他回到祖国去,越是说明他的选择是正确的。李宗仁先生在巴基斯坦的仲夏夜,所得出的这个结论,至死没有动摇。

  一九六九年,当他已经病重的时候,他还请到医院看望他的周恩来总理带信给毛主席和党中央,信中重申了个人选择的是一条光明的道路。并且再一次以发自肺腑的声音,呼吁海外的人士,回归祖国。李宗仁先生在窗前站了好久。

  后来他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尽管周恩来总理对自己的安全非常关心,驻巴基斯坦大使馆的们为他的安全竭尽全力,但是,天有不测风云,万一蒋介石的阴谋得逞,他本人客死他乡,只能魂归故国的时候,今夜在窗前凝思所得出的结论,不也要和六尺之躯一起埋入黄土垄中了吗?

  他脑子里迅速闪过一个念头:应该把这一切都写下来。于是,他快步走过去,开着了电灯。

  他坐到写字台前,摊开文房四宝,开始奋笔疾书。“首先,我所欲言者,即十六年来,我以海外待罪之身,感于全国人民在中国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之下,高举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红旗,坚决奋斗,使国家蒸蒸日上,并且在最近已经连续爆炸成功了两颗。这都是我国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成果。凡是在海外的中国人,除少数顽固派外,都深深为此感到荣幸。我本人尤为兴奋,毅然从海外回到国内,期望追随我全国人民之后,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并欲对一切反帝爱国事业有所贡献,今后自誓有生之日,即是报效祖国之年。耿耿此心,天日可表。”

  写到此处,他又抬起头来,看了一眼窗外那异国的天空:渺渺天宇,耿耿河汉,庄严肃穆的天穹之下,是万古长存的大地和奔腾不息的江河。

  在表达了自己对一些国际事物的看法之后,李宗仁先生接着写道:“······我深望海外侨胞和各方面人士,也应该坚决走反帝爱国的道路。一九四九年我未能接受和谈协议,至今犹感愧疚,此后一度在海外参加推动所谓“第三势力”运动,一误再误。经此教训,自念作为中国人,目前只有两条道路可循:一就是与中国广大人民站在一起,参加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一就是与反动派沆瀣一气,同为时代所背弃,另外没有别的出路。······函盼海外友好乘时奋起,拥护祖国,幡然归来,犹未为晚。”写到这里,李宗仁先生已经老泪横流了。

  他将笔饱饱地润足了墨,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然后,一气呵成,写完了下面的几句肺腑之言:“宗仁老矣,对个人政治出处无所萦怀。今后,惟愿尽人民一分子之责任,对祖国革命建设事业有所······七贡献。并盼能在祖国颐养天年,于愿已足,别无他求·意尽投笔之时,夜已深沉,万籁俱静。